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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的经世实学逐渐兴盛起来，这股风潮与西北地区原有的重经世的学术特征结合起来，成就了一股极为强烈的经世实学之风气。

而今日之不学妄人即异日在社会办事之人。对此，梅光迪在忧郁之余，提出了复兴孔教的看法。

这也正是他们对孔教问题发表意见的基本前提。这里的二教合一应正确理解，如果孔耶果是两种宗教，合一之说实不可能，人类诞生至今尚未能有此事。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首先，吴宓把儒教文明概括为一种理想人格：中国古代之文明，一线绵长，浑沦整个，乃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创造经营，亦即我中华民族在此东亚一偶土地生存栖息者智慧之所凝聚。人不能克己，则道德必无所成。

而这一出路，抛开传统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在对传统认真的学理研究基础上进行现代转化。[10]（P75）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也。古典空间观认为空间是固定的、单一的、有边界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场景，空间与人的身体相连，传统的空间移动也是人身体的移动，一个人离开了原来的空间意味着和这一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分裂，所以传统的空间观也限制着人们的交往。

刘古愚将百工亦视为士，又将士事仕学互训，扩大了对士阶层的认知，亦扩大了对学的认知。另外，可普遍化的能力与文字语言载体的使用范围亦有关[2]4。四、结语综上而言，无论是强调以官师合一的三代之治来改善儒家之教学，从精英之培育到全民化育。其全新的全民教化之观念，即今朝野上下力求自振，而推本于学校[8]48，也由此而得以展开。

《中庸》言‘性不言‘物，欲人运以虚，而虚究有实功，故终及参赞之能。且不说这些士大夫阶层与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几无干系，那些真正关涉到国计民生的群体却毫无为学之道。

而像《论语》这样的儒家典籍，也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其次，虽然刘古愚在撰写该文时，科举制度仍然存在，科举是士林之人谋官改命之途。与军事、政治、经济的地方社会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关联。他在任上集中发展军政，同时也大力推广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

故兵不学而骄，吏不学而贪，农不学而惰，工不学而拙，商不学而愚、而奸欺。吐鲁番出土有《尚书》经文或注本7件、《诗经》24件、《礼记》4件、《春秋左氏传》14件、《论语》31件、《孝经》9件、《尔雅》24件。刘古愚作为关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也受到其所在地区之学风影响，极为重视实学的经世致用之举。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因此，兵不能战，吏不能治，农不能种，工不能修，商不能兴。因此，与其借助带有争议性质的地域儒学一词来解释儒家学说与地方性生成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回到儒学的空间与历史维度本身之中，在借助对地方性儒学自身特色的研究，来呈现儒学的普遍性和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认为只有贯通南北、取消分化之态势，才能形成江河气势聚会中国，无南北之分，人心亦萃于一方，能行外洋各国并立于今之世界而为之雄[8]19的新局面。刘古愚作为此地之先进，他的思想大部集中在《学记臆解》中，在序言中，刘古愚如此写道：呜呼。

故中国‘格物之学必须以伦理为本，能兼西人而无流弊也。可以说，他真实地将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落实到了普及的全民教育之中。但是，根据何炳棣的研究，这条泛滥难治的黄河甚少与中国文化起源的联系，反倒是黄土（loess）区域———即陕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和河南西部的自然环境才是中国文化的起源[6]3。从今文经学的视角来看，刘古愚的《〈大学〉古义》不仅展现出晚清今文经学的一般特质，即阐发微言大义，融贯中西思想，影射现实政治，回应社会问题。儒、墨兴于邹鲁，法兴于齐、盛于秦，老庄兴于宋楚等等，每一种学说都有了其最初生发的地域特征。儒家重学，以往多强调其德性之化。

在刘古愚看来，中国之积弱在于无学，国家之事涉及军事、社会治理、农业、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而儒学却仅仅教育试图通过科举取士的士大夫阶层。官师合一意味着政教合一，文教的普遍性，使其成为了化民成俗之根本。

第二，以格物为诚意之工夫，打通《中庸》与《大学》，贯彻心性与实学，是刘古愚儒学教育改革思想中最具深意之处。由此，通过复兴儒教，而从传统的实学进入到了西学之中。

1875年中光绪乙亥恩科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不第，自此绝意科举，专心教育事业。儒家的思想能够支撑中国古代帝国一个这么大的区域，总是要处理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而传统的儒家文化之所以能支撑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边缘和中心的关系。

然而，科举虽检验个人才能，但面对激烈的竞争也必须做好准备，这些准备很大程度将影响科举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刘古愚提出这些观点时，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阅读到西方典籍，他几乎纯是从一个儒学内部的思维空间去思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的。……自宋横渠张子出，与濂、洛鼎立，独尊礼教，王而农诸儒谓为尼山的传，可驾濂、洛而上。就地域场景而言，他的经历虽无法与沿海地区的儒家士大夫相提并论，但视野却很开阔。

在此后的西北地区，儒学的影响便开始有了发展的土壤。2例如，方光华指出关学之称最初只是张载居于关中，而自称其学说为关学，与后世所喻之关学相比，显然是个较为狭义的概念。

从一定层面上说，刘古愚的观察是细致的，判断是深刻的。有学者认为以黄河作为起源说其中包含有文艺的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抗击黄河泛滥之不屈的精神，与科学上探究文明之起源并无关联。

某种学说因时间、空间的发展、转移而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派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今日研究儒学者甚多，倡导儒学与社会之有机互动，亦是学界之一风向。

这一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儒学为现代性转化所提供的可能。儒教之普遍化，是刘古愚政教改革之精髓。清代以来，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的经世实学逐渐兴盛起来，这股风潮与西北地区原有的重经世的学术特征结合起来，成就了一股极为强烈的经世实学之风气。因此，站在历史维度来看，儒学的发展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内容上的变化，都处于一种整体性之中。

刘古愚对孔教之信心，在当时可与倡导孔教之康有为南北呼应。考古学家在楼兰土垠出土了汉代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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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西北儒学虽不够成就气候，却能够在其地域受限的条件下，由内向外进行挖掘，坚持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保持开放、交流、融会贯通的积极心态，这对儒学之现代转型，亦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大学》言‘物不言‘性，欲人征于实而实不能遍举，以天下、国家该之，故无专释格物至传。